不知怎么的忽然就想起了露天电影院。

在那个娱乐文化缺少的年代，我们最美好的光景，是伴随着露天电影院度过的。每次放学回家，路过村门口的晒谷场，如果看见三根毛竹支起的白色幕布，那无疑是在油锅里放下了一滴水，心情比过年还带劲。大人们也早早收了工，炒一些瓜子、花生或者倭豆等（其实有钱的话我还是喜欢在那个老婆婆那里，买一毛钱一包，用报纸扎得像粽子一样的瓜子），顺便再去邻村叫一些自己的亲戚，邀请他们来我家做客；小伙伴们早早吃了晚饭，就去摆凳子和椅子，谁心里都想着能够抢着头排头座。有的甚至不吃晚饭就去抢地盘，还留一人看护着自家的座位，虽然肚子饿，却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

天渐渐地黑了下来，电影还没开始，大人们陆续就位，小孩子们满场地乱奔乱跑。如果是夏天，几个人躺在稻草堆里，最喜欢的就是仰头观天，看那繁星点点，辨认着各个星座，偶尔流星划过，引来无数惊叹。人越来越多，黑压压的一大片，有一部分人不得不去看银幕的反面，没位置的就在墙头，或者干脆拿几节稻草，坐在地上。

那时候放映最多的莫过于“八一电影制片厂”制作的战斗影片，“南征北战，屁股打穿”， “敌人，好人，国民党，共产党……”是当年最流行的词汇。几乎每一场露天电影我们都能从战斗中获得快感，这种快感常常蔓延到生活的角落，而且左右我们判断的能力。那时候的引进的“大片”以阿尔巴尼亚、罗马尼亚、朝鲜、南斯拉夫、越南电影为主，还有句顺口溜：越南电影飞机大炮，朝鲜电影哭哭笑笑，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，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，中国电影新闻简报。印象最深的一部影片是《画皮》，可能也算第一次看的恐怖电影，看到最后，小伙伴们都躲在稻草堆里，蒙着眼睛，簌簌发抖。以至电影结束，大人呼唤回家，紧紧拉着大人的衣角。到家后把所有门窗关紧，还把司必灵的小滴子往下按，再在门后拄上一棍子。

那时的电影有时候还是轮放，一部电影的拷贝，在各个村交替放，俗称“跑片”。经常是一盘放完了，下盘还没从别的村取回来，人们开始起哄吹口哨，小孩子们开始追逐跑闹，满操场热闹非凡。这时候，我们喜欢围在放电影的小杨师傅旁边，研究那台机器，始终不明白这电影是如何放出来的；或者在那个机器的光柱下，做着手影游戏，让自己的手影投放在银幕上。等远处有拖拉机的轰鸣声响起，以及一片耀眼的灯光扫来，人群沸腾，鼓掌欢呼，因为那一定是下一盘片子取回来了。

小人书学名连环画，初识它是在我伯父家。因为我伯母是下乡知青，那时候在村里她学历最高，对家庭教育格外重视，因此伯父家里最多的是书刊杂志（记忆最深的是现在还有的《小朋友》杂志），尤其是小人书。小时候没有电视，没有电脑，电影也没有天天看，最好的消遣品当数小人书了。小人书那是对我最好的文学启蒙，我周围的小伙伴除了攒烟盒、弹子壳什么的，就是收集小人书，看谁的多，然后互相交换着看，借来借去的多是单本。后来很多同学家里藏着整套整套的小人书，就像现在看电视连续剧一样过瘾，轻易不借给人看，怕丢了。

其实，小人书不光小孩儿喜欢看，大人也看。比较有趣的是，那时的小人书很脸谱化，戴瓜皮帽的地主、短打挎盒子枪的狗腿子、戴墨镜的特务、大檐帽扎腰带的国民党军官、帽子后面耷拉着屁帘的日本兵、一身盔甲手握长矛的古代将军……我那时候真的很佩服这是怎么画出来的，怎么画的这么像。于是我们聚在一起画画，拿小人书当范本，最喜欢画的是日本鬼子的歪把子机枪。小人书虽然是给小孩看的，但潜移默化，使小孩开始对小说和历史感兴趣；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每当看完一本，就会绘声绘色讲给其他没有看过的伙伴听，就是讲故事，无意锻炼了那时候我们的演讲口才。